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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纪传体史册

黄永年

我酷好酷好广，念书杂，但连年在作念常识上最得益的照旧负责读史册。天然这不是指今东谈主的洋洋纚纚，而是指前东谈主留给咱们的史册。况兼主要不是指纪年体的《资治通鉴》，天然它已经入门之所必读，但真作念常识也便是念念发现课题写出学术性论文专著，还得依靠纪传体史册，也便是昔日称之为“正史”，编入《二十四史》里的史册。因为咱们读前东谈主留住来的史册主要不是读它的著述（像为观赏著述而读《史记》、《汉书》或直率从中找点治国养民之谈，是另外一趟事），而是把它作为史料来供参谋课题之需。这在先秦还得依靠群经诸子以致甲骨金文外，秦汉魏晋南北朝加上隋这一段灵验的史料险些都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都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都书》、《周书》、《南史》、《北史》这十五部纪传体史册里。唐五代可操纵的文件多了，《资治通鉴》里也有其终点的史料，但仍当以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为主。宋以下大众的东谈主也知谈主要得读《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尽管这时期保存下来的文件较前更多。我近三四十年参谋唐史，便是照此办法来念书写著述的，其详已写在拙撰《唐史史料学》（1989年陕西师大出书社本）和前此的庸俗读物《旧唐书与新唐书》（1985年东谈主民出书社本）里，这里无用类似。这里只讲近几年转而上溯到唐以前读《北都书》、《周书》、《隋书》和《北史》的若干心多礼会，以与有志于此谈者疏导。

这些纪传体史册都有本纪和列传，都是先本纪后列传，有的中间加进志和表。我读起来不是顺着一卷卷地读下去，而是读了发轫创业者或建国之君的本纪后，就跳过底下的这些天子的本纪而读列传。因为这些天子的本纪践诺上是纪年史、大事记，活水帐似的，不像创业者的本纪和那些列传来得具体充实，有好多史料可资援用，还具有可读性。天然也不成因有可读性就动作历史故事来读，而要从这些同期代东谈主的传里找出些共性的或端正性的东西，而不要停留在个东谈主的贤愚品德上，这么容易把治乱荣枯归之于出了明君贤臣或昏君奸贼，把历史唯物主见倒退到《资治通鉴》等唯心主见的水平。这些纪传史后头一般都有类传，如《北都书》就有儒林、文苑、循吏、苛吏、外戚、方伎、恩幸七个类传，参谋关连课题时可要点看。《周书》临了有他乡传，《隋书》有东夷、南蛮、西域、北狄传，参谋左右少数民族和异邦灵验。《隋书》还有礼节、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舆、经书十个志，真名《五代史志》，是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北都北周和隋所修。其中百官、地舆二志最辛勤，得看，得随时查，其他如不作为参谋课题翻一遍就行，因为内部也许正有你需要的材料。作为课题如参谋财经就得细读食货志，再从本纪列传里广搜关连贵府。至于创业者以下活水帐式的本纪，我是读了若干列传后再回头去读，因为读列传对这段历史心里已有底，再读本纪就容易从中发现存用的史料可凭之处置问题。

这里再举些我读这几部纪传史而得益而有收货的实例。收货中相比辛勤的，是发现北都的文化应远高于北周。这领先是受《北都书·文苑·颜之推传》的启发。《颜传》说他在江陵被俘后虽能为东谈主掌书翰与一般奴隶不同，但仍带着妻儿坐船从黄河东逃到北都，虽经砥柱之险有性命之忧亦不顾。要说是那时北都与梁通好，他企图从北都回南边，但因何在不成回南后仍给北都致力，北都被北周吞灭他自觉得又一次一火国。这只可证明北都的文化远高于北周，文东谈主在这里能适合、能施展其才气。而毫不要为宇文泰师法《周礼》缔造六官等假象所蒙蔽，误以为北周政权之如何有文化，不然于谨承宇文泰之命灭掉江陵梁政权后怎么会出现“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侍从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的惨事，况兼直到吞灭北都之后才把这十余万侍从放免。因此我写了篇《论北都的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来论证此问题，并从《隋书·地舆志》里找到北周之是以落伍厉害，是所统带地区多有尚未与汉族会通而处于后进情状的山胡、僚户、氐、羌的缘由。半个世纪前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隋唐轨制渊源略论稿》中已指出隋唐轨制主要禁受北魏北都及江左的梁陈。当今我找出了是以如斯的原因，进而阐明了寅恪先生这个观念之精卓。

北都的政事，1949年缪彦威（钺）先生发表过题为《东魏北都政事上汉东谈主与鲜卑之突破》的著述，并为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所承用，其实所立论并不成建设。我左证《北都书》、《北史》所提供的巨额史料，写了《论北都的政事战役》长文（香港汉文大学《中国文化参谋所学报》新6期，1997年），论证东魏北都几次大的政事战役，其实仅仅文东谈主与勋贵之争、文东谈主插足帝位之争和文武之争，而文武之争在临了阶段尤为高出。况兼北都的核心政柄常由文东谈主掌抓，后主时缔造文林馆由颜之推等主办更显出文东谈主在政事上的地位。

陈寅恪先生发现宇文泰持关中本位战略创建了关陇集团，并在另一本半世纪前的名著《唐代政事史述论稿》中指出此集团的成员有两个特征或条目：（1）是关陇东谈主，此集团是“会通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他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这自是正确的。但前者之是以满是关陇东谈主者，仅仅由于其时并峙的三方中本以北周的力量为薄弱，山东、江左的东谈主才不肯去投奔的缘由。至于后者的文武合一，本是封建领主制社会的自在，到战国插足田主制社会文武即已分途，魏晋以还重演此文武合一者是由于出现了门阀轨制，而此轨制实系领主制的回光返照所致。但南朝到梁陈时文武又已渐趋分途，北都如上所说也文武分途且文东谈主颇有权势，可见北周之文武合一已是落伍的阐扬，关陇集团在历史长河中实无若干向上性可言，在隋谐和后例必很快地解体。为此，我写了篇《从杨隋核心政权看关陇集团的运行解体》（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9，1996年），左证《隋书》的纪录，论证隋文帝时的“四贵”中已有一贵不适合寅恪先生指出的关陇集团成员两条目，炀帝时的“五贵”则多至四贵不适合，炀帝所安排在东都“总留台事”的六东谈主中不适合的也有三东谈主，可见其时关陇集团已在解体。又操纵《旧唐书》考试了唐初高祖太宗两朝的情况，撰写了《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存在》的著述（《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1997年），仍阐明高祖的元谋元勋十七东谈主中适合关陇集团两条目只三东谈主，高祖时宰相十二东谈主中适合的只七东谈主，太宗时得实封元勋四十三东谈主中适合的只八东谈主，凌烟阁图像二十四东谈主中适合的只五东谈主，太宗时宰相二十九东谈主中适合的只七东谈主。则寅恪先生当年觉得关陇集团到武空明时才运行浮松，觉得武空明“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释唐室之势力，遂运行实践浮松此传统集团之职责，如顾惜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东谈主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讫武空明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己本已渐渐衰腐，武氏愈加以浮松，遂至分崩失足不可救止。自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运行浮松关陇集团之工事竟过火身而告完成”等说法，如今看来实已难于建设。

进士科是门阀轨制崩溃后例必出现的新事物这点，已为今参谋历史者所公认。对于府兵的问题，我也另行写了几篇著述作探讨。一篇是《宇文泰是以征战八柱国制的一种算计》（《中国文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1993年），主要依据《周书》所记李弼、赵贵等六柱国的任命不在兼并技术，论证其策画在于渐渐整训所还原的兵众以增强实力，而并非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轨制渊源略论稿》兵制章所说系“摹拟鲜卑旧时八国即八部之制”以傲气李、赵等东谈主的逸想。自后文化落伍的北周之是以能吞灭较先进的北都，其原因即在于此后府兵之多且能战，这种落伍击败先进的事例，在使用冷武器时间全国上本满坑满谷。至于府兵的浮松，唐长孺先生当年所写《唐代军事轨制之演变》一文已指出由于贞不雅以来存在东西两阵线，而府兵与地皮集会后复不肯永恒屯戍，例必为健儿长任边军之制所取代。我则从《隋书·炀帝纪》知谈即使在远征高丽一面作战之时，与地皮集会的府兵也无心入伍而巨额隐迹，使炀帝不得不试用招募骁果的办法来援助。我撰写了《说隋末的骁果》（《燕京学报》新3期，1997年）和《对府兵制是以浮松的再意志》（《中国文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1997年），抵赖了寅恪先生觉得其浮松是出于武空明等个东谈主的主不雅愿望，同期也对某些教科书上的府兵基于均田、均田浮松府兵随之浮松之说作了褒贬。

在读《北都书》和《北史》时，还附带发现过两个问题。一是今本《北都书》的恩幸传原来应名佞幸传，其中阉东谈主邓长禺页、陈德信和西胡东谈主何洪珍还颇能和文东谈主相集会以胁制韩风等武东谈主，并不如念念像中那么恶劣，对此我写了篇《北史恩幸列传都宦者仓头胡东谈主乐师事杂说》。再则从《北都书·神武纪》发现早在北魏末年已有和籴了食粮去补助京师的事情，到唐代前期更平时如斯办理，并非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轨制渊源略论稿》的财政章所说是由西北边州的办法扩充成为中央政府轨制，为此写了《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的著述（台北《新史学》第4卷第2期，1993年），这也许可算读《北都书》等的另一较辛勤收货。我不敢说我方有何等时髦，仅仅把这些纪传史老老真挚地读，老老真挚地去考虑，如上所陈若干总会有一些收货。近来有一种说法，说只须地下挖出新东西来常识才有进展，看来不一定如斯。挖到新东西天然对参谋常识有匡助，但要参谋历史，还得先读纪传史等常见书，打好基础，况兼就凭这些常见书也能发现新问题，提议新看法。当年陈寅恪先生参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便是依靠常见的纪传史、《通鉴》等作出了东谈主所共见的孝敬。我尽管和寅恪先生常编削同，但强调读纪传史其实照旧走的寅恪先生的蹊径。

载于《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五开yun体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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